《毛诗序》曰：“《北山》，大夫刺幽王也。役使不均，己劳于从事而不得养其父母也。”《诗》三家和唐、宋疏传均无异辞。这个题解，袭自孟子的诗说，《孟子·万章上》论此诗诗义是“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”。这样说并无大误，诗的内容确是作者劳于王事而发出的不平之鸣，但“不得养父母”的内容只有第一章中的一句，全诗的主要内容是怨刺役使不均；“大夫不均，我从事独贤”，是诗的眼目，这才是诗的主题所在。作者的身份，孟子没有指明，因为作者已自称“士子”。汉、唐诸家却提高了作者身份，连宋人也谓“大夫行役而作”（朱熹《诗集传》），不合诗义。清姚际恒《诗经通论》还作者以本来身份，才明确地说：“此为为士者所作以怨大夫也，故曰‘偕偕士子’，曰‘大夫不均’，有明文矣。”这就吻合诗义，使诠释通达。周代社会和政权是按严密的宗法制度组织的，王和诸侯的官员，分为卿、大夫、士三等，等级森严，上下尊卑的地位不可逾越，完全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亲疏规定地位的尊卑。士属于最低的阶层，在统治阶级内部处于最受役使和压抑的地位。《诗经》中有不少诗篇描写这个阶层的辛劳和痛楚，抒发他们的苦闷和不满，从而在客观上暴露了统治阶级内部上下关系的深刻矛盾，反映了宗法等级社会的不平等性及其隐患。《北山》这篇诗着重通过对劳役不均的怨刺，揭露了统治阶级上层的腐朽和下层的怨愤，是怨刺诗中突出的篇章。诗的前三章陈述士的工作繁重、朝夕勤劳、四方奔波，发出“大夫不均，我从事独贤”的怨愤。钟惺《诗评》曰：“‘独贤’字不必深解，‘嘉我未老’三句，似为‘独贤’二字下一注脚，笔端之妙如此。”妙是妙在这三句典型地勾画了大夫役使下属的手腕，他又是赞扬，又是夸奖：“你正年龄相当，你的身体这么棒，真是前程不可限量，你多出几趟差，多做些贡献！”活现了统治者驭下的嘴脸。后三章广泛运用对比手法，十二句接连铺陈十二种现象，每两种现象是一个对比，通过六个对比，描写了大夫和士这两个对立的形象。大夫成天安闲舒适，在家里高枕无忧，饮酒享乐睡大觉，什么征发号召不闻不问，吃饱睡足闲磕牙，自己不干，谁干却去挑谁的错，说谁的闲话。士却被这样的大夫役使，他尽心竭力，奔走不息，辛苦劳累，忙忙碌碌，什么事都得去干，还成天提心吊胆，生怕出了差错，被上司治罪。这样两种对立的形象，用比较的方式对列出来，就使好与坏、善与恶、美与丑在比较中得到鉴别，从而暴露了不合理的等级社会的不平等事实及其不合理性。在对比之后全诗戛然而止，没有评论，也没有抒发感慨。姚际恒《诗经通论》评论曰：“‘或’字作十二叠，甚奇；末句无收结，尤奇。”通过鲜明的对比，读者可以自然地得出结论，多让读者去体味涵咏，不必直写。所以，吴闿生《诗义会通》评论这是“妙笔”。唐韩愈的著名长篇五言古诗《南山》，其中有两段，一段连用十九个以“或”字起句的句子，另一段连用三十个以“或”字起句的句子，都是两句一对比。很明显，韩愈借鉴了《北山》的这种手法。但是，韩愈的诗未免过于铺陈繁富，如沈德潜所批评：“然情不深而侈其辞，只是汉赋体段。”比较而言，韩愈诗不如《北山》情切而明晰。第五章首句“或不知叫号”，现代学者多释为“呼叫号哭”，译释为“人间烦恼”（余冠英）、“悲号”（金启华）、“人叫号”（袁梅）、“放声大哭”和“民间疾苦”（程俊英）等等，多是说这位大夫听不到人民痛苦的怨诉或号哭。这样来译释，多少感到突兀、牵强，不很圆融。“叫号”一词在这里应如何诠释为好，毛传解为：“叫呼号召。”孔疏解为：“叫号，连绵字……叫呼号召四字同义也。”傅恒等《诗义折中》解为：“耳不闻征发之声。”吴闿生《诗义会通》解为：“叫号，呼召也，不知上有征发呼召。”近人陈子展《诗经直解》解为：“不知道有号召。”这些解释比较接近原义。照这样解释，诗中这位悠然自适、贪杯耽乐的大夫，根本不闻不问朝廷的征发呼召，除了吃喝玩乐睡大觉，就是闲聊扯淡。这个形象是比较丰满的。《诗经》的注疏遗产很丰富，有些旧注并没有错，不必曲为新说。这篇诗在封建社会起到了讽谏作用。《后汉书·杨赐传》记杨赐针对时弊上疏曰：“而今所序用无佗德，有形埶（按，即势）者，旬日累迁，守真之徒，历载不转，劳逸无别，善恶同流，《北山》之诗，所为训作。”等级森严、任人唯亲的宗法等级制度，必然造成如《北山》诗中所描写的上层的腐败和下层的怨愤，统治阶级这种内部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，必将是内部的涣散、解体以至灭亡。所以，清高宗敕撰的《诗义折中》也强调说，劳逸不均就是“逸之无妨”和“劳而无功”，因此就会上层腐败，下层撂挑子，这是关系国家存亡之“大害”。诗中暴露的一些现象，在今天的现实中也是存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