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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慧明 shì huì míng
释慧明,字无得,号竹院(《天台续集别编》卷六)。孝宗淳熙末住净慈寺,光宗绍熙初住天台天封寺,与陆游有交。事见《渭南文集》卷一九《重修天封寺记》。
本名: 释慧明
所处时代: 宋代
出生时间: 1860年
去世时间: 1930年
主要作品: 题天封寺
释慧明的古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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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释慧明的介绍

人物生平

提起杭州灵隐寺方丈慧明老法师,大江南北,无人不知,尤其为诸方出家禅和子所称道。他籍贯福建,听说是少年出家,我亲近他的时候,他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,矮小个子,只有五尺多高,古铜色皮肤,头角峥嵘,两颧高耸,说话声音如洪钟般的宏亮。他在大殿中讲经说法时,嗓音震得殿上铜钟发出嗡嗡声响,可见是个奇人。观他的那一副外表,简直活像“罗汉堂”中那尊降龙伏虎的罗汉,与广东南华寺祖堂里供奉的六祖大师肉身形相颇相彷佛。 慧明老法师,在俗时原是务农出身,不曾读书,出家后的活计,全是苦行生涯,在丛林中服务外寮,充当菜头、饭头、水头、净头等苦恼职事,闲时喜欢趺坐参禅。他这个目不识丁的苦恼和尚,何以会有法师的尊号?说来倒也是奇事一桩,根据林下一般老前辈们的谈说,慧明法师在宁波天童寺当“行堂”(斋堂中给大众装饭菜的职务)时,每天斋罢,他就喂养狗子,这件事,算是他的日常例行功课之一。狗吃剩下的馀饭,他舍不得丢掉,为了惜福,便捡起来,用水淘过之后,自己拿来吃。如是有好几年,一天,他吃狗饭的时候,忽然哈哈大笑起来。同寮们问他笑什么?他说:“我常常听得人说,狗子有佛性,今天,我明白了这个道理,所以我好笑。”他从那时起,似已悟入佛之知见。此正所谓:“下下人有上上智”。 随后,天童寺里延请法师讲《圆觉经》,他虽是行单,却很发心,天天随众听经。一天,他听法师讲说经中“圆觉自性,非性性有,循诸性起,无取无证”的道理,当即心开意解,豁然见到本性。每次听完了经,他还要向他的同寮讲说一番,表示他对经义的领会。同寮们都讥笑他说:“你用镜子照一照你的面孔,像你这样一副苦恼相,又一个大字不识,你还妄想当讲经法师吗?”他当时气愤不过,回答说:“你们就估计我不能当法师吗?那好,从今天起,我偏要做个法师给你们看看。三年之后,我还要回到天童来讲经呢!你们等著瞧罢!”同寮们听他说出这样大话,都一齐拍巴掌大笑!有的说:“像你这副材料,就可以当讲经法师,那除非是铁树开花,黄河之水倒流。”他也不与他们争辩,马上回到房里,收起衣单,背著包袱,走出山门。 自从离开天童之后,他到处行脚,效五十三参故事,遍访善知识,并且朝拜了中国四大名山。不觉已经两年,在第三年春天,他听说天童寺又有讲经法会,宣讲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,因此触动念头,乃背起包袱,又回到天童寺来。当他走进客堂坐下之后,知客师看他只有一个破包袱,人也矮小,长的又是一副苦恼相,把他当作“云水僧”看待。遂板起面孔,问他:“你这位师傅来常住有什么好事?”他答道:“我是来听经的,前来常住讨个经单。”知客师闷在心里好笑,觉得像你这个苦恼样,来听什么经,乃打趣说:“你可知道我们这里要讲什么经啊?”他昂起头来答道:“这个又何必问?不是讲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么?”知客再向他开玩笑问道:“你可知道‘大方广’三个字怎么讲?你讲给我听,如果讲得对,我就准你经单。”他看到知客师故意问难,马上放下脸指着知客说道:“你好没有参学!怎能用轻慢心来问法,你要向我求开示,必须恭恭敬敬,搭衣展具,向我顶礼三拜,然后在我面前长跪合掌,我才可以讲给你听,如此儿戏态度,岂是求法之道?”知客受了他一顿呛白,当时觉得这人貌虽不扬,明堂倒还不小,于是马上摆了一个“乌龙”,口里说好,请坐片刻,我马上就来。 那个知客师掉转身,跑到方丈室,向方丈和尚来了个“瞒天过海”。说适才来了一个不寻常的挂单师傅,他声言要来听经讨经单,我问他听什么经,他答道要听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。我问“大方广”三个字怎样讲?他的口气真不小,说要听“大方广”三个字,非得叫方丈和尚搭衣持具,把他请到丈室来,他才可以讲。那位方丈和尚听了知客这一番说话,一时好奇心动,当真披上大红祖衣持具来到客堂,把慧明和尚请到丈室。慧明和尚进到丈室,对方丈说:“和尚你要听我说法,还须把你的法座借我一坐。”方丈就依他,恭而敬之把他送上法座。他坐上法座,俨然像个法师派头,把“抚尺”一拍,开口言道:“和尚,大方广三个字,每个字有广中广、广中量、量中广、量中量四种讲法,若讲广中广义,那我一辈子也讲说不完,要用广中量、量中广两种讲法,那也要讲上一年或半载,假设要我用量中量的讲法,我可以同你来谈一谈,不知和尚爱听哪一种讲法?”方丈和尚听他这么一说,觉得这位行脚僧不简单,不敢轻慢,乃回答说:“就请讲一讲量中量吧!” 于是,他就大作狮子吼,如何名“大”?如何名“方”?如何名“广”?把这三个字的体、相、用三重玄义,称性而谈,犹如桶底脱落,一泻千里,足足讲说了三个钟头。方丈和尚愈听愈高兴,觉得所讲的道理,全是从他自性中流出,不落前人窠臼,别有见地,引人入胜,奥妙无穷,马上顶礼拜谢,连声赞叹说:“法师高明!法师高明!”并且请他代座讲经。这是慧明和尚受人尊称为法师的由来,也是他开始讲经的第一遭。 自此以后,诸方丛林多慕慧明法师的声望,纷纷延请他讲经。他每次讲经,都是座无虚席。他虽然有了讲经法师的名声,可是,他却不在文字书本中推敲,志趣在于禅那。他的讲经,全凭著他的领悟去发挥,不像其他讲经法师要参考疏钞。他认为疏钞上面的义理,乃是前人的见解,与自己毫不相干,疏钞背诵得再熟,也不过是替别人数宝。所以他讲经从来不判教,只是消文释义,而喜谈有启发性的公案典章,故为一般禅和子和男女居士们所乐闻。只要听得慧明法师到某处讲经消息,禅和子和一些居士们,都是蜂拥地跟着他跑。那种情景,是一般普通讲经法师不曾有的。慧老他虽然是个不讲文字的人,可是,说的法语,却很优美。那年,我在灵隐过年,除夕晚上,他上堂说法,我记得法语中有两句话,“花开朵朵艳,梅瓣片片香”,多么富有诗意啊!岂是一个不喝墨水的人所能道出,可见是他的悟境。(有慧明法师语录一卷,为湖南谈玄法师记录。) 在我亲近慧明老法师的半年中,觉得这位大德有许多奇特的行藏。第一点,他不好虚荣。有一件事实,可以证明。当民国十年间,杭州灵隐寺宣布改为十方丛林(灵隐寺原系子孙派系寺庙),杭州地方诸山长老护法居士集会,商讨推举首任住持。大家以慧明法师道行高深,德望隆重,都推慧老为灵隐住持,被慧老拒绝。再三殷勤劝请,也不答应。于是过了半年,大家设了一个计,由几位当地著名居士出面,邀请慧老到灵隐寺吃斋。慧老不疑有他,乃应邀前往。当他路过灵隐山门时,看见两旁站着成排的僧众,全都是搭衣持具,像迎驾的样子。他看情形不对,知道上当了,马上掉转头,迈开大步飞跑。大家追了上去,将他拦住请他回来。他于是往地下一坐,把双腿盘起,死也不肯起来。大家无法,只好把他捧抬了回来,抬进天王殿,钟鼓齐鸣,燃放鞭炮。他却大哭大喊,后来把他捧到丈室法座坐下时,他仍然嚎啕不已!大家爬在地下,齐声说道:“向和尚道喜!”他一边哭着一边说:“我不是当住持的材料,诸位如此爱我,实在是害了我!我无道无德,也无行持,有何能堪来领众。还是另选贤能,请大家慈悲,把我放走吧!”说罢,又是放声大哭。经大家跪在地下苦苦哀求,表示如果不答应,都不起来。这样,慧老才勉强答应,权充灵隐住持。 慧明老法师,虽然荣任杭州首刹住持,名位是那么崇高,可是他的生活,却依然是旧日风光,仍是个禅和子派头。每天是过堂吃饭,不吃私菜,与大众粒米同餐。他的卧室中,除了一张木榻板床之外,只有一张桌子。桌上也没有任何摆设,只有一个土茶壶和一只茶杯。床上也只有破棉被一条,两件破衲衣,和一套破旧的换洗衣裤,即或有信徒供养他新衣裤,摆不上两天,也就过户转送他人了。杭州地方一班“耍罗汉”们,没有衣穿,没有钱用,全都是跑到灵隐寺来向慧老打秋风。慧老对那些“耍罗汉”最是同情,来者不拒,有求必应,要什么就给什么,从不吝惜。 慧老法师,纯是平民作风,不贪享受。平常信徒们送给他的供养、果品、糖食、糕饼,以及穿的衣料,他从来不自享受,马上派侍者送到禅堂、念佛堂、上客堂去结缘。遇着有人送“红包”,他就把钱送到库房去打斋供众。他有一句口头禅,“房里有了这些葛藤,我不能睡觉。”此老的解脱,由此可见一般。 慧老虽然是位讲经法师,又是大丛林中一位当头大和尚,他却并不以此名位为荣,而是平易近人,不自高自大。由于他的风度潇洒,像春风一般和蔼可亲,清众们在他面前,多不拘形迹,他也喜欢同清众们打交道。尤其与行单一般苦行僧最有缘,常同菜头、园头、门头、水头苦恼人一道“冲壳子”聊天。也不时帮着种菜、挖地、泼粪水,举凡劳作的事,样样都干。在民国十七年,蒋介石先生下野,到杭州灵隐寺游览时,因慕慧老法师道风,特地到方丈室拜访,但是遍觅不得。后去菜园,才看到慧老穿著短衫破衲衣,手持粪瓢,在那里浇菜。蒋先生爱他的解脱风度,觉得他坦率自然而没有做作,也就站在菜园里同他攀谈了一会。 慧老的风度,一向是解脱的。有一年,湖北归元寺请他讲《圆觉经》,到期全寺职事僧众齐到山门排班接驾,一连迎接三天,都不见他来,大家都觉得奇怪!到第四天,方丈和尚在斋堂吃饭时,看见角落里挂单客师座位上,有一位师傅颇像慧老模样。仔细一看,正是请来讲经的慧明老法师,于是心中大喜。吃完了饭,方丈和尚在座上宣布,请大家不要回房,就在斋堂向慧老法师接驾。大家都觉得奇怪!并不见慧明法师到来,何以要在斋堂里接驾?还是方丈和尚下座走到上客堂座位把慧老请了出来。大家一看,才知道这位讲经法师早已来到常住,是躲在上客堂里!原来他在五天之前就来了,装作挂单模样,知客师不认得他,所以把他送到上客堂去了。方丈和尚马上爬在地下磕头顶礼陪罪,并且叫知客师向慧老求忏悔。慧老说:“这不能怪知客失礼,我怕惊动大家,不敢当,是我自己要挂单的,我乐意挂单生活。”由此看出,慧明老法师,是何等的解脱!

后世纪念

慧老法师于民国十九年冬月坐化,其灵骨在该寺起塔供养。三十四年抗战胜利,我结束僧侣救护队工作,由陪都东下,二次到灵隐寺静养,常住挂牌请我写“堂主”,于是在慧老灵骨塔旁寮房安居了三年。 (载一九六六年《佛教文化》第一卷第三期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