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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禹锡 liú yǔ xī
刘禹锡(772-842),字梦得,汉族,中国唐朝彭城(今徐州)人,祖籍洛阳,唐朝文学家,哲学家,自称是汉中山靖王后裔,曾任监察御史,是王叔文政治改革集团的一员。唐代中晚期著名诗人,有“诗豪”之称。他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第。政治上主张革新,是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活动的中心人物之一。后来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朗州司马(今湖南常德)。据湖南常德历史学家、收藏家周新国先生考证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其间写了著名的“汉寿城春望”。
本名: 刘禹锡
别称: 刘宾客、刘中山
字号: 诗豪字梦得
所处时代: 唐代
民族族群: 汉族
出生地: 河南洛阳
出生时间: 772年
去世时间: 842年
主要作品: 句,句,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,秋词,竹枝
主要成就: 永贞革新、诗歌创作治理州郡
关于刘禹锡的介绍

一代诗豪刘禹锡死后,被葬在了河南荥阳(今郑州荥阳)。荥阳市政府在刘禹锡墓的基础上,耗巨资建设了占地280多亩的大型文化主题公园----刘禹锡公园,并免费向市民开放。 刘禹锡墓位于荥阳市城东二十里铺乡(今豫龙镇)狼窝刘村南高地上,古称檀山。墓北距郑州至上街公路约70米,坐北面南,有圆形土冢,冢高约7.5米,周长约20米。据民国《荥阳县志》载:“刘禹锡墓在檀山。”乘车路线:郑州市区坐车到汽车西站,乘坐郑上1路车(或乘坐11路至终点站,转乘7路),到荥阳市郑上路与京城路交叉口下车,乘坐1路公交车至终点站,即刘禹锡公园(310国道与京城路交叉口)

生平

刘禹锡,字梦得,汉族,唐朝著名诗人,文学家,哲学家,彭城(今徐州)人,祖籍洛阳。刘禹锡与白居易并称“刘白”。曾任太子宾客,世称刘宾客。与柳宗元并称“刘柳”。晚年住在洛阳,与白居易唱和较多,时称“刘白”。贞元九年,擢进士第,登博学宏词科,从事淮南幕府,入为监察御史。王叔文用事,引入禁中,与之图议,言无不从。转屯田员外郎,判度支盐铁案。叔文败,坐贬朗州刺史。在贬官期间,在扬州碰到白居易,白居易写了《醉赠刘二十八使君》,刘禹锡作《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》答谢白居易,再遭贬朗州司马。落魄不自聊,吐词多讽托幽远。蛮俗好巫,尝依骚人之旨。倚其声作《竹枝词》十余篇,武陵溪洞间悉歌之。居十年,召还。将置之郎署,以作玄都观看花诗涉讥忿,执政不悦,复出刺播州。裴度以母老为言,改连州,徙夔、和二州。久之,征入为主客郎中。又以作重游玄都观诗,出分司东都。度仍荐为礼部郎中,集贤直学士。度罢,出刺苏州,徙汝、同二州,迁太子宾客,分司东都。禹锡素善诗,晚节尤精。不幸坐废,偃蹇寡所合,乃以文章自适。与白居易酬复颇多,居易尝叙其诗曰:与白居易唱和,世称他们“刘白”。白居易称之为“诗豪”。彭城刘梦得,诗豪者也。其锋森然,少敢当者。又言其诗在处应有神物护持,其为名流推重如此。会昌时,加检校礼部尚书。卒年七十二,赠户部尚书。诗集十八卷,今编为十二卷。

关于刘禹锡的祖籍,多有争议,一说是洛阳人,一说是彭城(今江苏徐州)人,自言出于中山(今河北省定州市)。据查有关史料,刘禹锡为匈奴后裔,其七世祖刘亮仕于北魏,随魏孝文帝迁都洛阳,始改汉姓。父刘绪因避安史之乱,东迁嘉兴,刘禹锡出生于此地,因此刘禹锡“家本荥上,籍占洛阳”。关于说其“彭城之人”,经查此说,出自白居易、权德舆等人之口,那不过是随顺当时“姓卯金者咸曰彭城”(《史通·邑里》)的习俗罢了。因此“刘禹锡彭城人”说法是不确切的。

说刘禹锡是定州人、中山人以及中山无极人,还得从他七世祖刘亮说起。周汉时期,定州、无极是冀州的属地,无极同时也是定州的属地。刘亮曾任冀州刺史、散骑常侍等职,后北魏迁都洛阳,刘亮全家也随之迁至洛阳。据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集部别集类:“书禹锡本传,称为彭城人,盖举郡望,实则中山无极人,是编亦名中山集,盖以是也。”此外清《畿辅通志》及《中国历史人物辞典》和《中国历史名人辞典》等也都有刊载。经过反复查证和咨询有关专家,刘禹锡祖籍确认为无极,是有据可依的。

现存刘禹锡集古本主要有三种:①清代避暑山庄旧藏宋绍兴八年(1138)董刻本,题为《刘宾客文集》,属小字本,今有徐鸿宝影印本。又淳熙十三年(1186)陆游据董本重刻,称“浙本”。明清以来通行的刻本,基本上属于这个系统。②日本平安福井氏崇兰馆所藏宋刻本,题为《刘梦得文集》,属蜀大字本,今有董康影印本、商务印书馆缩印本。③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刻残本《刘梦得文集》一至四卷,建安坊刻本。明、清两代的毛晋、惠栋、何焯、冯浩、黄丕烈等人曾对刘禹锡集作过初步的校勘工作,但多数是抄本,流传不广。现通行刘禹锡集版本:《四部丛刊》本《刘梦得文集》,《四部备要》本《刘宾客文集》,《丛书集成》本《刘宾客文集》。此外,尚有校点本《刘禹锡集》。 刘禹锡的生平事迹,见于新、旧《唐书》本传,唐韦绚编《刘宾客嘉话录》(一称《刘公嘉话录》),记录了刘禹锡晚年有关创作、学问等方面的谈话,颇具资料价值。今人卞孝萱著有《刘禹锡年谱》,对刘禹锡的生平和各种史料多有考订。《陋室铭》被选中人教版8年级上册22课《陋室铭》,上海九年教育课本七年级第二学期12课。

故居

自唐代以来,明代、清代都对陋室进行过扩建和重建。1986年,陋室由安徽省、和县拨款修葺。同年,陋室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占地50多亩。2008年,安徽和县斥资千万元改造刘禹锡陋室铭故居。

刘禹锡写过一文《陋室铭》就是写其故居

从主题看,《陋室铭》通过对居室 交往人物生活情趣的描绘,极力形容陋室不陋,《陋室铭》一文表现了作者不与世俗同流合污。“铭”是古代刻在器物上用来警戒自己或者称述功德的文字叫做“铭”。

从立意看,《陋室铭》以衬托手法托物言志。并以反向立意的方式,只字不提陋室之"陋",只写陋室"不陋"的一面,而"不陋"是因为"德馨",从而自然地达到了抒怀的目的。

这篇铭文运用托物言志的表现方法,通过赞美简陋的居室,表达了作者不慕荣利,保持高尚节操的愿望和不求闻达、安贫乐道的生活情趣。

《陋室铭》原文:

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。水不在深,有龙则灵。斯是陋室,惟吾德馨。苔痕上阶绿,草色入帘青。谈笑有鸿儒,往来无白丁。可以调素琴,阅金经。无丝竹之乱耳,无案牍之劳形。南阳诸葛庐,西蜀子云亭。孔子云:何陋之有?”

从这篇文章,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追求之高雅,精神之富有,使人感受的是陋室不陋,就是直接描写陋室的词句“苔痕上阶绿,草色入帘青”,也让人体会不到一点“陋”意,给人更多的则是郁郁葱葱的青草掩映下的小屋,充满了勃勃生机。真是陋室不陋。

诗风

刘禹锡及其诗风颇具独特性。他性格刚毅,饶有豪猛之气,在忧患相仍的谪居年月里,确实感到了沉重的心理苦闷,吟出了一曲曲孤臣的哀唱。但他始终不曾绝望,有着一个斗士的灵魂;写下《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》、《重游玄都观绝句》以及《百舌吟》、《聚蚊谣》、《飞鸢操》、《华佗论》等诗文,屡屡讽刺、抨击政敌,由此导致一次次的政治压抑和打击,但这压抑打击却激起他更为强烈的愤懑和反抗,并从不同方面强化着他的诗人气质。他说:“我本山东人,平生多感慨”(《谒柱山会禅师》)。

刘禹锡的诗,无论短章长篇,大都简洁明快,风情俊爽,有一种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挚情渗透其中,极富艺术张力和雄直气势。诸如“朔风悲老骥,秋霜动鸷禽。……不因感衰节,安能激壮心”(《学阮公体三首》其二)、“马思边草拳毛动,雕眄青云睡眼开。天地肃清堪四望,为君扶病上高台”(《始闻秋风》)这类诗句,写得昂扬高举,格调激越,具有一种振衰起废、催人向上的力量。至于其七言绝句,也是别具特色,如:“莫道谗言如浪深,莫言迁客似沙沉。千淘万漉虽辛苦,吹尽狂沙始到金。”(《浪淘沙词九首》其八)“塞北梅花羌笛吹,淮南桂树小山词。请君莫奏前朝曲,听唱新翻《杨柳枝》。”(《杨柳枝词九首》其一)就诗意看,这两篇作品均简练爽利,晓畅易解,但透过一层看,便会领悟到一种傲视忧患、独立不移的气概和迎接苦难、超越苦难的情怀,一种奔腾流走的生命活力和弃旧图新面向未来的乐观精神,一种坚毅高洁的人格内蕴。再如他那首有名的《秋词》: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晴空一鹤排云上,便引诗情到碧霄。全诗一反传统的悲秋观,颂秋赞秋,赋予秋一种导引生命的力量,表现了诗人对自由境界的无限向往之情。胸次特高,骨力甚健。

刘禹锡早年随父寓居嘉兴,常去吴兴拜访作为江南著名禅僧兼诗僧的皎然和灵澈,据其《澈上人文集纪》自述,当时他“方以两髦执笔砚,陪其吟咏,皆曰孺子可教”,这一早年经历对其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很深。那么,皎然、灵澈的诗歌主张是怎样的呢?皎然有《诗式》论诗,特别注意两方面,一是主张苦思锻炼,要求诗人在对词句加以精心锤炼之后复归自然,他认为这种自然才是诗的极致;二是极重视诗歌意蕴深远而气韵朗畅高扬的境界,认为“取境偏高,则一首举体便高,取境偏逸,则一首举体便逸”。而这“境”即意境来自创作主体的心境,“真思在杳冥,浮念寄形影”(《答俞校书冬夜》),即诗人主观心境与审美观念乃是最重要的。刘禹锡深信佛教,得其中三昧,在很多年以后他还说,写诗的人应该“片言可以明百意,坐驰可以役万景”(《董氏武陵集纪》),前句即指语言的简练与含蓄,后句即指主体的观照与冥想。所以他一方面重视通过锤炼与润饰使诗歌的语言既精巧又自然,而反对多用生僻字眼,提出“为诗用僻字,须有来处…… 后辈业诗,即须有据,不可率尔道也”(《刘宾客嘉话录》);

另一方面,他又极重视主体的观照与冥想,在《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诗引》中他曾说: “能离欲则方寸地虚,虚而万景入;入必有所泄,乃形于词。……因定而得境,故翛然以清;由慧而遣词,故粹然以丽。”

定,是排除杂念的观照,慧,是一种灵感的获得。这样写出来的诗,便能容纳更丰富的内涵,有着更深的意境。因此,刘禹锡的诗大多自然流畅、简练爽利,同时具有一种空旷开阔的时间感和空间感。像他的名句如“芳林新叶催陈叶,流水前波让后波”(《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》),“沉舟侧畔千帆过,病树前头万木春”(《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》),都是他对历史、人生进行沉思之后的一种感悟。这种感悟以形象出现在诗里,不仅有开阔的视界,而且有一种超时距的跨度,显示出历史、现实、未来在这里的交融。

刘禹锡的咏史诗十分为人称道。这些诗以简洁的文字、精选的意象,表现他阅尽沧桑变化之后的沉思,其中蕴涵了很深的感慨,如《西塞山怀古》、《乌衣巷》、《石头城》、《蜀先主庙》等都是名篇。

越中蔼蔼繁华地,秦皇峰前禹穴西。湖草初生边鹰去,山花半谢杜鹃啼。(《酬浙东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长句》)

朝服归来昼锦荣,登科记上更无兄。凌寒却向山阴去,衣绣郎君雪里行。(《赠致仕滕庶子先辈》)

刘禹锡的山水诗,也改变了大历、贞元诗人襟幅狭小、气象萧瑟的风格,而常常是写一种超出空间实距的、半虚半实的开阔景象,如“水底远山云似雪,桥边平岸草如烟”(《和牛相公游南庄醉后寓言戏赠乐天兼见示》),“野草芳菲红锦地,游丝缭乱碧罗天”(《春日书怀寄东洛白二十二杨八二庶子》)。再如《望洞庭》:  湖光秋月两相和,  潭面无风镜未磨。  遥望洞庭山水翠,  白银盘里一青螺。

在这静谧空灵的山光水色中融入了诗人的主观情感,构成了一种恬静平和的氛围。不过,虽然刘禹锡说过“能离欲则方寸地虚”,但是他积极参与永贞革新,其实还是要在社会中实现人生理想;他的性格也比较倔强,所以尽管受佛教徒影响,他却不像后期的白居易那样,时而满足,时而颓废,诗中倒是常常表现出高扬开朗的精神。如《秋词》二首之一:“  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。   晴空一鹤排云上,便引诗情到碧霄。”

《同乐天登栖灵寺塔》:  “步步相携不觉难,九层云外倚栏杆。  忽然语笑半天上,无限游人举眼看。”

都有一种高扬的力量。由于有了含蓄深沉的内涵、开阔疏朗的境界和高扬向上的情感,刘禹锡的诗歌便显得既清峻又明朗。 刘禹锡又多次贬官南方,这也是民歌盛行的地方,所以刘禹锡常常收集民间歌谣,学习它的格调进行诗歌创作,如《白鹭儿》:  白鹭儿,最高格。  毛衣新成雪不敌,  众禽喧呼独凝寂。  孤眠芊芊草,  久立潺潺石。  前山正无云,  飞去入遥碧。

诗以隐喻方式写自己孤高的情怀,但用的是轻快的民歌体。还有一些完全仿照民歌的作品,如《竹枝词》、《杨柳枝词》、《堤上行》、《蹋歌词》等,都很朴素自然、清新可爱,散发着民歌那样浓郁的生活气息,以下两首尤为传神:  江南江北望烟波,入夜行人相应歌。  桃叶传情竹枝怨,水流无限月明多。(《堤上行》三首之二)  杨柳青青江水平,闻郎岸上唱歌声。  东边日出西边雨,道是无晴却有晴。(《竹枝词》二首之一)

纪念馆

刘禹锡纪念馆坐落在连州中学燕喜山的刘禹锡纪念馆,飞檐斗拱,采用朱红色的支柱,无不透露出中国古典式宫廷建筑风格,显得古色古香。古朴雄伟的纪念馆经精心布展后显得魅力四射:灯光、壁画、诗词、铜像等场景的搭配,烘托出一种丰富多彩的历史厚重感。

文学成就

诗歌

诗歌内容刘禹锡的山水诗,改变了大历、贞元诗人襟幅狭小、气象萧瑟的风格,而常常是写一种超出空间实距的、半虚半实的开阔景象,如“水底远山云似雪,桥边平岸草如烟”(《和牛相公游南庄醉后寓言戏赠乐天兼见示》),“野草芳菲红锦地,游丝缭乱碧罗天”(《春日书怀寄东洛白二十二杨八二庶子》)。再如《望洞庭》;在这静谧空灵的山光水色中融入了诗人的主观情感,构成了一种恬静平和的氛围。不过,虽然刘禹锡说过“能离欲则方寸地虚”,但是他积极参与永贞革新,其实还是要在社会中实现人生理想;他的性格也比较倔强,受道家影响,诗中倒是常常表现出高扬开朗的精神。如《秋词》二首之一、《同乐天登栖灵寺塔》,都有一种高扬的力量。由于有了含蓄深沉的内涵、开阔疏朗的境界和高扬向上的情感,刘禹锡的诗歌便显得既清峻又明朗。 刘禹锡又多次贬官南方,这也是民歌盛行的地方,所以刘禹锡常常收集民间歌谣,学习它的格调进行诗歌创作,如《白鹭儿》诗以隐喻方式写自己孤高的情怀,但用的是轻快的民歌体。还有一些完全仿照民歌的作品,如《竹枝词》、《杨柳枝词》、《堤上行》、《蹋歌词》、《浪淘沙词》、《西塞山怀古》等,都很朴素自然、清新可爱,散发着民歌那样浓郁的生活气息,以下两首尤为传神:《堤上行》三首之二、《竹枝词》二首之一。

作品风格刘禹锡及其诗风颇具独特性。他性格刚毅,饶有豪猛之气,在忧患相仍的谪居年月里,感到了沉重的心理苦闷,吟出了一曲曲孤臣的哀唱。但他始终不曾绝望,有着一个斗士的灵魂;写下《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》、《重游玄都观绝句》以及《百舌吟》、《聚蚊谣》、《飞鸢操》、《华佗论》等诗文,屡屡讽刺、抨击政敌,由此导致一次次的政治压抑和打击,但这压抑打击却激起他更为强烈的愤懑和反抗,并从不同方面强化着他的诗人气质。他说:“我本山东人,平生多感慨”(《谒柱山会禅师》)。刘禹锡早年随父寓居嘉兴,常去吴兴拜访作为江南著名禅僧兼诗僧的皎然和灵澈,据其《澈上人文集纪》自述,当时他“方以两髦执笔砚,陪其吟咏,皆曰孺子可教”,这一早年经历对其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很深。

刘禹锡的诗,无论短章长篇,大都简洁明快,风情俊爽,有一种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挚情渗透其中,极富艺术张力和雄直气势。诸如“朔风悲老骥,秋霜动鸷禽。……不因感衰节,安能激壮心”(《学阮公体三首》其二)、“马思边草拳毛动,雕眄青云睡眼开。天地肃清堪四望,为君扶病上高台”(《始闻秋风》)这类诗句,写得昂扬高举,格调激越,具有一种振衰起废、催人向上的力量。至于其七言绝句,也是别具特色,如:“莫道谗言如浪深,莫言迁客似沙沉。千淘万漉虽辛苦,吹尽狂沙始到金。”(《浪淘沙词九首》其八)“塞北梅花羌笛吹,淮南桂树小山词。请君莫奏前朝曲,听唱新翻《杨柳枝》。”(《杨柳枝词九首》其一)就诗意看,这两篇作品均简练爽利,晓畅易解,但透过一层看,便会领悟到一种傲视忧患、独立不移的气概和迎接苦难、超越苦难的情怀,一种奔腾流走的生命活力和弃旧图新面向未来的乐观精神,一种坚毅高洁的人格内蕴。再如他那首有名的《秋词》,全诗一反传统的悲秋观,颂秋赞秋,赋予秋一种导引生命的力量,表现了诗人对自由境界的无限向往之情。胸次特高,骨力甚健。刘禹锡深信道教,在很多年以后他还说,写诗的人应该“片言可以明百意,坐驰可以役万景”(《董氏武陵集纪》),前句即指语言的简练与含蓄,后句即指主体的观照与冥想。所以他一方面重视通过锤炼与润饰使诗歌的语言既精巧又自然,而反对多用生僻字眼,提出“为诗用僻字,须有来处…… 后辈业诗,即须有据,不可率尔道也”(《刘宾客嘉话录》);另一方面,他又极重视主体的观照与冥想,在《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诗引》中他曾说: “能离欲则方寸地虚,虚而万景入;入必有所泄,乃形于词。因定而得境,故翛然以清;由慧而遣词,故粹然以丽。”

刘禹锡的诗大多自然流畅、简练爽利,同时具有一种空旷开阔的时间感和空间感。像他的名句如“芳林新叶催陈叶,流水前波让后波”(《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》),越中蔼蔼繁华地,秦望峰前禹穴西。《酬浙东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长句》“沉舟侧畔千帆过,病树前头万木春”(《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》),都是他对历史、人生进行沉思之后的一种感悟。这种感悟以形象出现在诗里,不仅有开阔的视界,而且有一种超时距的跨度,显示出历史、现实、未来在这里的交融。

刘禹锡的咏史诗十分为人称道。这些诗以简洁的文字、精选的意象,表现他阅尽沧桑变化之后的沉思,其中蕴涵了很深的感慨,如《酬浙东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长句》《西塞山怀古》《乌衣巷》《石头城》《蜀先主庙》等都是名篇。

辞赋除诗歌与论说文外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在唐代辞赋史中,乃至整个辞赋史中也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环节,其存赋十一篇,与唐代各家所存辞赋数目相较,也不算少了。马积高在其著作《赋史》中评价中唐时期的辞赋家,列柳宗元为首位,韩愈、刘禹锡并列其次,又将柳宗元之辞赋同屈原相提并论,即可见一斑。而实际上,刘禹锡本人也是对自己的文章水平颇有自信的,在其《子刘子自传》中他说:“天与所长,不使施兮。”这里的“所长”指的即是自己的长于文词,而在这“文词”之中当然也包括辞赋在内。在刘禹锡的十一篇辞赋作品当中以《秋声赋》最受后人推崇。

由于刘禹锡的辞赋多数创作于贬谪时期,因此逐臣之悲与怀才不遇便成了其辞赋创作的重要主题,骚怨情怀是其主要的情感寄托,同时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也贯穿始终。此外,除了反映贬谪愁思的作品,其辞赋还有应试科举所作的律赋——《平权衡赋》,怀古伤今的《山阳城赋》,悼亡的《伤往赋》,描写景物风俗的《楚望赋》。作为唐代重要的文学家与哲学家,刘禹锡的诗歌成就较高,是唐诗研究的重要领域,而诗文又为当时的文学主流,故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必然要受到其诗歌创作影响的。例如刘禹锡诗歌的主题便影响着他辞赋的主题,许多在其诗歌中描绘的场景画面、表达的情感内容,同样也出现在他的辞赋作品中,因此研究其诗文与辞赋的互动关系是其辞赋研究的有利环节。

论说文刘禹锡的文章以论说文成就为最大。一是专题性的论文,论述范围包括哲学、政治、医学、书法、书仪等方面。哲学论文如《天论》三篇,论述了天的物质性,指出天人“交相胜”、“还相用”的观点,并在当时的科学水平上分析了“天命论”产生的社会根源,在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。其他方面的论文如《答饶州元使君书》、《论书》、《答道州薛郎中论方书书》、《答道州薛郎中论书仪书》,都征引丰富,推理缜密,巧丽渊博,雄健晓畅。二是杂文。一般因事立题,有感而发,如《因论》七篇;也有的是“读书有所感,辄立评议”,如《华佗论》、《辩迹论》、《明贽论》等。这些作品,短小精悍,隐微深切。或借题发挥,针砭现实;或托古讽今,抨击弊政,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性。刘禹锡认为自己所长在“论”,韩愈所长在“笔”(《祭韩吏部文》),反映了他对自己的论文的重视。刘禹锡的散文,与他的诗歌一样,辞藻美丽,题旨隐微。柳宗元说他“文隽而膏,味无穷而炙愈出”(刘禹锡《犹子蔚适越戒》引),为深中肯綮的评价。

人物生平

早年生活刘禹锡,其祖先为汉景帝贾夫人之子刘胜,七代祖刘亮,事北朝为冀州刺史散骑常侍,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。父亲刘绪,为避安史之乱,迁居苏州。刘禹锡生于大历七年(772年),其父、祖均为小官僚,父刘绪曾在江南为官,刘禹锡并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。他很小就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和吟诗作赋,既聪明又勤奋,在做诗方面,曾得当时著名诗僧皎然、灵澈的熏陶指点。

贞元六年(790年)十九岁前后,刘禹锡游学洛阳、长安,在士林中获得很高声誉。

贞元九年(793年),与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,同年登博学鸿词科。两年后再登吏部取士科,释褐为太子校书,不久丁忧居家。贞元十六年(800年),杜佑以淮南节度使兼任徐泗濠节度,辟刘禹锡为掌书记。后随杜佑回扬州,居幕期间代杜佑撰表状甚多。

贞元十八年(802年),调任京兆府渭南县主簿,不久迁监察御史。当时,韩愈、柳宗元均在御史台任职,三人结为好友,过从甚密。

贬谪生涯贞元二十一年(805年)正月,唐德宗卒,顺宗即位。原太子侍读王叔文、王伾素有改革弊政之志,这时受到顺宗信任进入中枢。刘禹锡与王叔文相善,其才华志向尤受叔文器重,遂被任为屯田员外郎、判度支盐铁案,参与对国家财政的管理。这段时间刘禹锡政治热情极为高涨,和柳宗元一道成为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。“二王刘柳”集团在短短的执政期间采取了不少具有进步意义的措施,但由于改革触犯了藩镇、宦官和大官僚们的利益,在保守势力的联合反扑下,很快宣告失败。顺宗被迫让位于太子李纯,王叔文赐死,王丕被贬后病亡,刘禹锡与柳宗元等八人先被贬为远州刺史,随即加贬为远州司马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八司马事件”。行至江陵,再贬连州(今广东连州市)刺史。同时贬为远州司马的共八人,史称“八司马”。

元和九年十二月(815年2月),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。

元和十一年三月(817年2月),刘禹锡写了《元和十一年,自朗州召至京,戏赠看花诸君子》诗,得罪执政,被外放为连州刺史。刘禹锡被贬在朗州前后近十年。其间创作了大量寓言诗,表达了对当朝权贵的极大不满,又写了许多赋来表达自己不甘沉沦的雄心。由于接触当地民间歌谣,从中吸取了营养,他的诗歌创作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。在此期间,他还写了多篇哲学论文,最重要的便是与柳宗元《天说》相呼应的《天论》三篇。

元和九年(814年)十二月,他才与柳宗元等人奉诏还京。但不久又被贬谪到更远的播州去当刺史,幸有裴度、柳宗元诸人帮助,改为连州刺史。刘禹锡在连州近五年。

元和十四年(819年)因母丧才得以离开。

长庆元年(821年)冬,刘禹锡被任为夔州(今四川奉节县)刺史。

长庆四年(824年)夏,调任和州(今安徽和县)刺史。

宝历二年(826年)奉调回洛阳,任职于东都尚书省。从初次被贬到这时,前后共历二十三年。

晚年生活大和元年,刘禹锡任东都尚书。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写了《再游玄都观绝句》,表现了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的意志。以后历官苏州、汝州、同州刺史。从开成元年(836年)开始,改任太子宾客、秘书监分司东都的闲职。

会昌元年(841年),加检校礼部尚书衔。世称刘宾客、刘尚书。刘禹锡晚年到洛阳,与朋友白居易、裴度、韦庄等交游赋诗,唱和对吟,生活闲适,和白居易留有《刘白唱和集》、《刘白吴洛寄和卷》,与白居易,裴度留有《汝洛集》等对吟唱和佳作。此后,他历任集贤殿学士、礼部郎中、苏州刺史、汝州刺吏、同州刺史,最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。

会昌二年(842年)病卒于洛阳,享年七十一岁。死后被追赠为户部尚书,葬在河南荥阳(今郑州荥阳)。

后世纪念

故居刘禹锡故居自宋代以来,明代、清代都对陋室进行过扩建和重建。1986年,陋室由安徽省、和县拨款修葺。同年,陋室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占地5多亩。2008年,安徽和县斥资千万元改造刘禹锡陋室铭故居。

纪念馆刘禹锡纪念馆坐落在连州中学燕喜山,飞檐斗拱,采用朱红色的支柱,无不透露出中国古典式宫廷建筑风格,显得古色古香。古朴雄伟的纪念馆经精心布展后显得魅力四射:灯光、壁画、诗词、铜像等场景的搭配,烘托出一种丰富多彩的历史厚重感。

陵墓一代诗豪刘禹锡死后,被葬在了河南荥阳(今郑州荥阳)。荥阳市政府在刘禹锡墓的基础上,耗巨资建设了占地280多亩的大型文化主题公园——刘禹锡公园,并免费向市民开放。 刘禹锡墓位于河南省荥阳市城东二十里铺乡(今豫龙镇)狼窝刘村南高地上,古称檀山。墓北距郑州至上街公路约70米,坐北面南,有圆形土冢,冢高约7.5米,周长约20米。据民国《荥阳县志》载:“刘禹锡墓在檀山。”

籍贯争议

刘禹锡籍贯争议有三种说法,第一种说法是江苏徐州,第二种说法是河南洛阳,第三种说法是浙江嘉兴。

彭城说但是白居易却称"彭城刘梦得",不知白居易此说有没有根据。《徐州师范学院学报》著文,力辩刘禹锡的籍贯和出生地是彭城而非嘉兴。主要理由有:一,刘师"联墙住",不是"联墙生",曾"住"嘉兴。并不能推定他就"生"在嘉兴。二。刘,裴二人"踏芳"。同钓,至少以十几岁。刘生于七七二年,"踏芳"同钓当在七八三年左右,而此时上距刘绪天宝末东迁已近三千年。三十年间刘绪不一定长期定居嘉兴。刘禹锡可能是生长在外地而后避地或求学才客居嘉兴。他的诗文中常说"少为江南客",这证明刘禹锡少年在江南是"作客",而不是以江南为家乡。三、刘禹锡曾自称"我本山东人","山东一书生"。唐代山东,指太行山之东,淮河之北,嘉兴在江南,显然不对,而刘禹锡的郡望中山,正在"山东",彭城也在"山东",彭城当是刘的籍贯。四,据作者考证,刘绪东迁后作官,是在七六一---七六九年间。他与卢氏结婚当在此间,七十二年生刘禹锡很可能就在彭城,这样,彭城也是刘禹锡的出生地。

洛阳说刘禹锡的籍贯,他自己说的分明。七十一岁时,刘禹锡的《子刘子自传》,自称:"子刘子,名禹锡,字梦得。其先汉景帝夫人子胜封中山王,溢曰靖,子孙因封为中山人也。七代祖亮,事北朝为冀州刺史,散骑常待,遇迁都洛阳,为北部都昌里人。世为儒而仕,坟墓在洛阳北山,其后地隔不可依,乃葬阳之檀山原…父讳绪,亦以儒学,天宝未应进士,遂及大乱,举足东迁,以违患难。因为东诸侯所用,其后为淅西从事,本府就加盐副使,遂转殿中,主务于墑桥"。很清楚,他的远祖是汉代中山王刘胜之后,其后子孙为中山人,七代祖在北朝时,迁居洛阳,其后世世代代变为洛阳都昌里人。到刘禹锡之父刘绪才因避难东迁。这样看来,中山是刘禹锡郡望,洛阳是其籍贯,应没有问题。而且就在同一年,刘禹锡又在《汝州上后谢宰相状》中说:"忽蒙天恩,稍移迈郡,籍占洛阳,病逝江干,老见乡树。荣感之至,事倍常情。"这是他从苏州刺史调任汝州后写的。文中说,他家在河南,籍贯在洛阳,自不应有误,后来清代修《洛阳县志》,也说刘禹锡是"河南洛阳人"。

嘉兴说1936年卞孝萱先生发表《刘禹锡年谱》,认为刘禹锡籍贯是洛阳,而不是彭城,同时提出两种新说:一说刘禹锡是匈奴族后裔,冒充汉中山王刘胜之后:二说刘禹锡出生在苏州嘉兴县,理由是:刘禹锡《自传》说的"七代祖亮",是北魏的刘亮,据卞孝萱考证,刘亮是"加入洛阳籍的匈奴"人。

哲学成就

唯物主义倾向刘禹锡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倾向。主要著作是《天论》三篇。在宇宙论方面,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比柳宗元更进步。关于自然与人的关系,刘禹锡提出了天与人“交相胜,还相用”的观点,具有积极的进取精神。他认为,人之所以产生唯心主义思想,是与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的。“法大行”的时候,社会上“是为公是,非为公非”,人们就不会产生祸福来自天命的思想;“法大弛”的时候,社会上是非颠倒,人不能胜天,天命论就在人间得到了宣扬的条件;“法小弛”的时候,社会上是非不清,人们就会对天命将信将疑。刘禹锡用社会实践解释天命论产生的根源,是在认识论方面的一个重大贡献。这也是刘禹锡对有神论社会根源的看法。他认为,在法大行的社会里,是为公是,非为公非,蹈道必赏,违善必罚,人们就会说,祸福决定于人的行为,与天没有关系。在法大弛的社会里,是非颠倒过来,赏恒在佞,罚恒在直,人们对不合理的现象找不到解释,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之于天。他又认为,当“理明”时,人们就不会讲“天命”;当“理昧”时,就不会不讲天命。刘禹锡从法弛和理昧来解释有神论产生的根源,可谓见解独到,他指出神是人在一定条件下创造出来的,是具有积极意义的。他在所写的《天论》三篇中,力求把柳宗元与韩愈的论战深入下去,进一步探索天人关系问题。他认为,“大凡入形器者,皆有能有不能。天(自然),有形之大者也;人,动物之尤者也。天之能,人固不能也;人之能,天亦有所不能也”。天与人各有其自身的自然特点,“交相胜”,“还相用”。人虽不能干预自然界的职能和规律,但却可以利用和改造自然。

尊重自然规律刘禹锡以自然科学为根据,补充了柳宗元的自然观。在对自然界的认识方面,刘禹锡认为整个自然界充满了有形的物质实体,天地之内不存在无形的东西。他批驳了魏晋玄学和佛教、道教关于“空”、“无”是宇宙本原的理论,认为“空”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形态,“空”不能超越物质形体而独立存在。这是对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重大发展。在关于宇宙万物的生成和发展方面,他认为万物的生长、发展是一种自然过程,动植物和人类是天地阴阳之气交互作用产生的。他还认为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有一定规律,宇宙万物是在互相矛盾和互相依存中无穷地运动发展着的。他据此建立了天人关系学说,指出天地万物各有其不同的职能和作用。自然界的职能在于生长繁殖万物,万物在生杀、壮健、衰老的自然发展过程中,遵循强胜弱败的竞争规律;人的职能在于利用自然规律和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质资料,进行各种生产活动,向自然界谋取人们生活的需用品。刘禹锡提出:“天之所能者,生万物也;人之所能者,治万物也。”(《天论》上)他认为天不能干预人类社会的“治”或“乱”,人也不能改变自然界的运动规律。他还以科学知识为根据,宣传无神论,批判有神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