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管晏列传》这篇文章的写法比较奇特，它并不全面系统地写两人的生平政绩，而是选取两人的一两件轶事来写，就是这些小故事，作者在叙写时也极力概括，反倒是抒情谈话展现得很充分。司马迁写的这些事绝不是无关痛痒，恰恰表现了他的社会人生理想，有成“一家之言”的意义。第一段，介绍管仲的出身。着重写他因鲍叔牙的推荐而任齐桓公之相的事，为后文管仲详谈他和鲍叔的关系作发端；于管仲的煌煌相业，则以“任政于齐，齐桓公以霸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管仲之谋也”几句带论断性的、概括性极强的话了之。头绪集中，笔力极劲健。第二段，集中显示了本文的特点。借管仲之口，尽量抒发存在于他与鲍叔之间的典型的人生知遇之情。“分财”多取而非“贪”，为人“谋事”陷于“穷困”而非“愚”，“三仕”都被逐而非“不肖”，作战退走而非“怯”，被囚降事新主而非“无耻”，管仲的一连串不容易为人原谅、得人理解的行动，鲍叔都能原谅，都能理解，丝毫不动摇对管仲的信赖，其见事之明，知人之深，真是别无可求，不能有加。在阶级社会中，人与人之间，充满计较利害、变换冷暖的情态，文中写鲍叔的对待管仲，真能使旧时一般缺乏援助、需要友谊的人，读了都感极而下泪。鲍叔知人，可令一般人如此感动，则管仲之高呼“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叔也”，自是出诸血诚，丝毫没有过分，一样令人共鸣，令人激动。文中这段抒情的谈话，都用排比之笔，重叠、连贯地写下来，恻怆悲凉，顿挫摇曳，情韵绵邈，一反上段的劲炼之概，使文章节奏变换，交错多姿。鲍叔之贤，得管仲相业而彰；管仲之污，得鲍叔智慧而除。司马迁在文中叙事那样节约笔墨，而放手去载管仲的抒情之言，目的固然是为了在管晏传中附写鲍叔，起合传中又有附传的微妙作用，因而后文又连带介绍鲍叔的子孙后世，并下一句抑管扬鲍、倒置历史人物的通常地位的断语：“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”。第三段，笔调又变化，以议论带叙述，近于今人的所谓“以论带史”。它用作者的评论及管仲自己的言论，带来对于管仲相业成功原因的补叙。目的主要不在表彰管仲一人，而在提供带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经验，供人借鉴。在史传中注意提供有意义的政治、经济等方面的经验教训，又是《史记》重大的思想价值之一。司马迁有儒家思想，又善于汲取道家思想中的重自然、重顺应民心的合理因素。在本段中，着重总结管仲相齐的“下令如流水之原，令顺民心”，“善因祸而为福，转败而为功”的成功的政治经验。本段写完管仲的事迹，带出“后百馀年而有晏子焉”一句，显示两人的类同关系，为后面介绍晏婴事迹作转，也是《史记》的常用手法。第四段开始写晏婴，也以极简练的笔墨概括其生平。段中着重揭示晏婴的“节俭力行”与“危言危行”两种行谊，由于有重点，故叙述虽简而晏婴为人的特点很分明。第五段又不避琐细，选择两个生动事例，写晏婴的知人和谦逊。其中“志念深矣”一句，借晏婴驾车人妻子的口，表现晏婴的大臣和思想家的重要品质，极为深刻。越石父与晏婴的对答，驾车人与晏婴的对照，着墨无多，生动且具有戏剧性。对史事本身的善于选择和剪裁，此史笔之所以工；描写的富有生动性，此文学价值之所以高。往往一事而兼具两善如此段，则《史记》之多多过人也固宜。最后一段为论赞，多用反问句跌宕生姿。“假令晏子而在，余虽为之执鞭，所忻慕焉。”一结以自卑口气，备致对晏婴的倾倒之情，牵扯自己，真是出人意外的神来之笔。然幽默之中，固含有无限的体会世味辛酸、渴望知人之贤的悲痛心情。了解司马迁的为人和经历，才能领会这句话的严肃的思想与感情的分量。 文章浓墨重彩地描绘足以显示人物思想和行动特点的轶事，突出管鲍交游、鲍叔谦让、晏子赎回越石父和推荐御者等言行。这些描述生动传神地写出了具有不同性格特点的历史人物，脉络清晰、以传抒情、叙事独特、总分结合、叙议交融，文章活画了人物形象，强调了识才举贤的重要性，寄寓了作者世无知己的感慨。

管晏列传简析

《管晏列传》是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管仲和晏婴的合传。司马迁描写这两位春秋中后期齐国国相，能抓住其特点，并选取典型细节加以生动地表现，如写管仲，着重写其同鲍叔牙的交往，以及任政相齐、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谋略，写晏婴则通过对重用越石父和御者的典型事例的详细叙述来突出其“贤”。

文章详略得当，重点突出，比如对管、鲍之间的真挚友谊及晏子任用御者缘起的叙述极为详细，而对管仲生活的奢侈等不太重要的方面则一笔带过。传记之末“太史公曰”以后的简短议论与评价更是深化了对管、鲍二人的认识，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。

司马迁自述写作《管晏列传》之缘由：“晏子俭矣，夷吾则奢，齐桓以霸，景公以治，作《管晏列传》第二。”指出虽然管仲的奢华与晏婴的节俭形成鲜明对比，但是二人同为齐国杰出政治家，管仲辅佐桓公成就霸业，勋业彪炳，晏婴协助景公成就治世，政绩显赫，一霸一治，泽被当代，垂范后世，二人虽隔百余年，但他们都是齐人，都是名相，又都为齐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，所以将二人合传写成《管晏列传》。

管仲辅佐齐桓公，使齐成为五霸之一，晏婴辅佐齐灵公、庄公、景公，使齐“三世显名于诸侯”。并在出使楚国后得到重要的关注。重要的是，在本文所记的轶事中，都分明贯穿了一个“知”字。管仲的“任政相齐”，是仗仰于鲍叔牙的知人善任；写晏婴的赎贤、荐贤，则更是他知人爱才，礼贤下士的必然结果。

管晏列传艺术特点

抓住特点，勾勒概貌

管仲和晏婴同为齐国名相，他们之间有几个共同的特点：（1）任相时间长；（2）功绩卓著（涉及内政、军事、外交、经济、用人诸方面）；（3）均有著述，世人多所了解。为这样的名相立传，面对浩如烟海的材料，司马迁首先采取了抓住特点勾勒概貌的写法，给人们留下一个总的印象。桓公以前，齐国国君昏庸，国力衰微。而“管仲既用，任政于齐，齐桓公以霸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。”可见，齐国崛起始于桓公，而桓公之成为春秋一霸，又仰仗于“管仲之谋”“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”，形象而概括地说明了管仲的功绩之大。创业难，守业更难。百余年后的晏婴，在巩固齐国国威过程中，也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对此，司马迁用了几组形式整齐的排比句，从三方面作了介绍：“既相齐，食不重肉，妾不衣帛”，言其节俭力行，严于律己；“其有朝，既顺命；无道，即衡命”，言其以道为绳，谨慎行事。最后一言以蔽之，“三世显于诸侯”，突出了晏子的功绩。

精选典型，各有侧重

写管仲，作者从内政、外交两方面着重写他的“辅弼之才”。“以区区之齐在海滨，通货积财，富国强兵，与俗同好恶”一节，写他内政方面的治国才能。经济为一国之命脉，齐国地域虽小，但管仲能因地制宜，利用在海滨的有利条件，发展鱼、盐事业，并调整物价，铸造货币，发展工商业，推行寓兵于农，兵农合一的军制改革，从而使齐国富强起来。齐国人口虽不多，但管仲看到，只要人心所向，众志必能成城。所谓“与俗同好恶”，即是这种民本思想的体现。“善因祸而福，转败而为功”一节，则以三个典型事例写其外交方面的政治策略。“袭蔡伐楚”一事，巧妙地变师出无名而为师出有名，变霸权的膨胀为正义的申张。“北征山戎”一事，救赵之危，并令其“修召公之政”，助邻实为睦邻，意为使燕永作齐之北方的屏障。“柯地盟会”一事，力劝桓公守约，意在取信诸侯，播扬齐国之威名。三个事例生动反映了管仲善于利用矛盾，权衡轻重，抓住时机，因势利导，变祸为福，转败为胜的远见卓识和外交才能。写晏婴，则通过两件轶事着重写其“用人之才”。赎越石父，宴为上客，写其礼贤下士，虚怀若谷；荐御者为大夫，则写其举贤任能，不拘一格的胆识。这样的典型事例不仅从一个侧面突出晏婴在齐国历史上的功绩，而且更生动地刻画出这位贤相既有雄才大略又有谦恭谨慎的态度。

记言记行，相辅相成

“言为心声”，司马迁在刻画人物形象过程中，还利用了人物对话或著述来作他们行为的佐证，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生动。管仲著述中的一段话：“仓廪实而知礼节……令顺民心。”揭示了管仲治理内政“取信于民”的指导思想。“知与之为取，政之宝也”，说明了管仲“取信于诸侯”的外交策略，哲理性强，耐人寻味。为表现晏婴求贤若渴、礼贤下士的品格，作者在“赎贤”一则轶事中，不仅写了晏子“解左骖以赎之，载归。”“摄衣冠而谢”的行动，更写了晏子感人的言语：“婴虽不仁，何子求绝之速也？”言行对照，一个不因位高而盛气凌人，不因有恩而居功自傲，严于律己，胸怀恢宏的贤相形象跃然纸上。

衬托对比，形象突现

（1）用写缺点来反衬优点。“管仲富拟于公室，有三归、反坫”，这好像是在批评管仲的奢侈生活，然经作者“齐人不以为侈”一笔勾回，反衬出管仲功劳之大，大到如此大兴土木，铺张浪费，而齐国的人都不认为他奢侈。这是因为他制定的政策能顺应民心，从百姓的需要出发。（2）写次要人物来衬托主要人物。写晏子车夫的妻子从门缝里窥见晏子和自己丈夫的情况，通过晏子和车夫的行动与态度的对比，更好地衬托出晏子的谦恭性格和高尚的精神境界。再如文章的第二自然段，从表面看，似乎是赞美鲍叔的知人之深，实际上是写管仲不是一个贪小愚蠢、胆怯无能、寡廉鲜耻的人，而是一个不拘小节，能屈能伸，有远大抱负的贤者。写鲍叔是为了从侧面写管仲。另一方面，鲍叔能从大处着眼评价管仲，说明没有鲍叔的慧眼识贤，就不可能有管仲后来的一番事业。管仲的非凡之功，得之于鲍叔的知人之明。作者这样写，不仅突出管鲍之交的可贵，而且寄托着知己难逢的感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