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唐代，长沙以南地域都很荒凉，潘州一带的艰苦而可想而知，诗人受冤被贬，从鱼肥水美的江南苏州迁至荒僻的潘州，委屈之心不言而喻。诗人满腹冤屈化作一句诗语：“乡心新岁切，天畔独潸然”。新年已至，自己与亲人们相隔千里，思乡之心，自然更切。人欢己悲，伤悲之泪“潸然”而下。其实，伤心泪早就洒于贬途：“裁书欲谁诉，无泪可潸然。”（《毗陵集》）联系仕宦偃蹇，很难自控，而有“新年向国泪”（《酬郭夏人日长沙感怀见赠》）。与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有异曲同工之处。“老至居人下，春归在客先”，是由薛道衡“人归落雁后，思发在花前”（《人日思归》）化出。在前人单纯的思乡之情中，融入仕宦身世之感，扩大了容量，增强了情感的厚度。两句有感而发，自然浑成，诚为甘苦之言。使笔运意，纯熟圆浑，字凝句炼，素来是诗人的所长，“老至”句承“独潸然”，“春归”句承“新岁切”，脉络细致，情意深沉。诗人有感年华“老至”，反遭贬而“居人下”。新年伊始，天下共春，而仍滞留炎南天畔，升迁无望，故有时不我待、春归我先之感。悲愤郁积，不能自己，因此连续以四句伤情语抒发。“岭猿同旦暮，江柳共风烟”二句描绘天畔荒山水乡节序风光。猿啼积淀着哀伤的诗歌意象。“猿鸣三声泪沾裳”的古谣，引发怨苦，以此属引凄厉之声度入诗中，与北方呜咽陇水同是感伤的声态意象，都令人怀悲而思归。刘长卿的仕历活动主要在南方，其诗中有很多表现猿啼的句子：“梦寐猿啼吟”，“万里猿啼断”、“猿啼万里客”。而这里犹再重之“同旦暮”——早晚、日夜时时在耳，起哀伤，动归思，进而把“乡心切”刻划得淋漓尽致。这新岁元日的惆怅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远望，江流岸柳不但没有给诗人带来生机和新意，相反，风烟一空，濛濛笼罩，倒给诗人心头蒙上一层厚厚的愁雾。在抑郁、失落的情绪中诗人发出了长长的慨叹：“已似长沙傅，从今又几年？”这里借用贾谊的典故，洛阳才子贾谊，有济世匡国之志，脱颖初露，而为权贵宿老谗毁，疏放为长沙太傅。诗人这次遭贬，也是以功蒙过，怏怏哀怨，时有流露：“地远明君弃，天高酷吏欺”（《初贬南巴至鄱阳题李嘉祐江亭》）故引贾谊为同调，而有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的“已似”之感。而自忤权门，担心滞此难返，不免生出“从今又几年”的忧虑。至此诗人引颈遥望长安，归心不已，步履迟迟的徘徊背影已如在眼前；似可听见深深的长吁短叹。诗的情感哀切深至，颔联意绪剀切，首尾感叹往复。唯颈联写景，淡密而不显焕，情致悱恻。全诗结体深沉，有“绪缠绵而不断，味涵咏而愈旨”（卢文昭语）的风致。就其风骨而言，则属大历家数，呈露顿衰之象。

新年作创作背景

此诗是刘长卿被贬为南巴尉后新年抒怀之作。公元758年（至德三年）春天，作者因事由苏州长洲尉被贬潘州（今广东茂名市）南巴尉，遭贬之因，据《送长洲刘少府贬南巴使牒留洪州序》记载：“曩子之尉于是邦也，傲其迹而峻其政，能使纲不紊，吏不期。夫迹傲则合不苟，政峻则物忤，故绩未书也，而谤及之，臧仓之徒得骋其媒孽，子于是竟谪为巴尉。”（《毗陵集》）可见是受诽谤获罪被贬。这首诗是迁至潘州次年后，即公元759年（乾元二年）所作。